那部小說雖然寫得很水,一旦得知作者就是當年鑒定我的那個人,我一時騎虎難下。直接退稿吧,會讓對方覺得我有報復的嫌疑,推薦給雜誌吧,又會落得鑒賞力低劣的名聲。權衡再三,我還是硬著頭皮把它交給了一家雜誌主編,請他鑒定能否發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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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編讀完的反應與我一模一樣,認為小說太水不能發表。我又委託主編退稿時,附了一份說理充分的鑒定書……這件事既有趣又深刻,說明依據一個人寫作之初的習作,判定他的寫作未來,有時是無稽之談。巴爾扎克當年也受到父母的鑒定,那份認定他沒有文學才華的鑒定書,逼得他寫了十年色情小說,直到感到生活無虞,他才開始重拾嚴肅文學……我認為寫作中出現的種種挫敗,真正幫助了我。早期寫作時,滿腦子都是經典作品留下的束縛,言必稱大師,獨獨忘了應該從自己的生活出發。記得讀完黑塞的《彼得卡門青》時,我激動不已,被裏面對歷史和風景的宏偉描寫迷住了,於是教條十足地照搬,試圖在自己的小說中複現這一切,最後當然難以為繼,練習本裏只留下了十幾個氣勢「宏嘉義 海鮮吃到飽偉」的開頭。少了對生活經驗的留意,年輕寫作者容易誤會,是思想決定了作品的成功,所以,他們就遠離生活,刻苦鑽研哲學和歷史。

讀完維特根斯坦的後期著作《哲學研究》,我一時成了把語言當作自然的語言派詩人,把形式看作文學創作的本質,並在遙遠的美國找到了同類──美國語言派詩人謝裏、雷澤兒等。他們在歐美銀行小額信貸10萬書店讀到我們(包括車前子、周亞平等)的英譯作品,結伴飛來南京、蘇州,與我們交流、切磋,大有跨國結盟的架勢。好在漸漸增長的年齡,有回歸經驗的本性,年過三十,我開始認識到真正的新意,依舊在言之有物。二十幾歲時和語言詩派共浴的那場形式「革命」,並非毫無用處,它讓我懂了意識是語言的伴生物,寫作本身就是認識世界的途徑,猶如天文學家手上的望遠鏡。懂了俄國短篇小說大師巴別爾總結小說本質時,為何只用一個詞「風格」。巴別爾這樣說時,帶著一點羞愧,因為高爾基慫恿他下連隊體驗生活時,是指望他言之有物,當他找到那些言之有物的生活材料,發現語言也有篡改材料的神奇功效,末了他認為成就好小說的關鍵是文體風格……九十年代中期,我開始寫小說時,一舉越過了索忍尼辛的《古拉格群島》,只因為他的小說太依賴題材,文體在其中沒有什麼作為,他只是像一個新聞記者,向文學讀者展示政治真相。那時大陸小說中的文體也全面敗退,因重新推崇左拉的自然主義,淪為映照現實的「攝影機」。我因為有過對文體的極端追求,一旦把言之有物視為寫作要點,仍會遵從、順應文體風格的神奇力量,所以,我不為所動,始終用每天只寫一千字的克制速度,與那些文體醜陋的小說,競爭雜誌版面。有段時間,這類醜陋的小說因量產很大(有人一天可寫一萬字),在報刊上的聲音異常高亢。直到近年,大陸文學界才如夢初醒,開始意識到索忍尼辛的文體局限。不少評論家也開始認同我的小說追求,比如認為我的新長篇《浮色》,開創了不少小說先例,不止語言韻味獨特,也罕見地把過去、現在、未來融為一體……去年,當我買到蘇聯已故作家格羅斯曼的《生活與命運》,我不無自豪地意識到,他的書最終以烏龜的慢速爬行,戰勝了索忍尼辛那只醜陋兔子《古拉格群島》的疾速飛奔,已成為俄國文學的真正經典。我因寫作中的文體自覺意識,當然正走在追隨格羅斯曼、納博科夫的路上……(下)(中國時報)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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